1955年，全军授衔之际，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将军在军衔上并没有获得太高的待遇。比如倪志亮、张广才和詹才芳，这三位在四方面军内资历深厚的将领，尽管在那个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但他们的军衔并未达到顶峰。倪志亮和詹才芳曾担任过正军级职务，而在他们的同辈中，如许世友、王建安、陈再道、洪学智、王新亭等人，那时大多数还只是在师职或者副军级的层次。

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，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过程中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然而，尽管在抗战爆发后的十余年里，他们曾一度被调用，但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。倪志亮和周纯全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
倪志亮原本是红四军的军长，后来调任四方面军参谋长，逐步成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之一；而周纯全则担任了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，负责党的工作。两人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事务，权力地位对等，资历也相差无几。

随着张国焘提出南下打成都的计划，他们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变。四方面军内部，许多将领对张国焘有较强的认同感，而他的“打下成都，吃大米”的号召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副参谋长李特对张的指令表现出坚定的支持，甚至在中央红军北上时，他坚决阻止，差点引发不可预见的冲突。

不仅是四方面军的将领，甚至一些随中央红军而来的红九军团主官，在此时的态度也变得模糊不清，最终选择了南下路线。后来，这位军团政委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当时的困惑。作为井冈山出身的资深干部，他原本因与红九军团同行而得到重用，但随着抗战爆发后，他被转入军事教育领域，无法再参与一线战斗。

在南下作战的过程中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、中、右三路。倪志亮被任命为右路纵队司令员，负责带领队伍在川康边界展开作战。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，四方面军被迫北上。此时，倪志亮的职务从一线指挥调整为二线工作，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步兵学校的校长。

1937年初，倪志亮进入红军大学学习，并参与批判张国焘的路线。随着抗战爆发，倪志亮被任命为129师的参谋长，但他并未真正上任，而是负责地方工作。他被派往晋冀豫地区担任司令员，负责指挥地方的民兵和游击队，虽然职务较高，但实际指挥的力量并不强大。后来，他被调到延安，担任军委第四局副局长，之后又进入马列学院和党校学习。

在抗战的八年中，倪志亮虽未长期驻守前线，也没有指挥过大规模的战役。他的工作多为辅助性质，相比之下，像陈再道、陈锡联这样的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，立下了更为显赫的战功。

抗战结束后，许多来自不同根据地的将领被调往东北。倪志亮也不例外，调往东北后，担任的职务并不重要，主要负责后方稳定、剿匪和地方工作等任务。后来，他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，接替了何长工的位置。

周纯全的经历与倪志亮非常相似。他曾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，之后成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，协助陈政委的工作。随着四方面军会师，周纯全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，总政部副主任。但在抗战爆发后，他的职务未能得到重要安排，未能再参与战斗指挥。1939年，他被调到抗大第一分校担任副校长，后来成为校长，在敌后开展教学工作。

抗战后期，周纯全开始负责地方和后勤管理工作。在抗战结束后，他和倪志亮一样，调往东北，并继续从事地方工作。他先后担任了本溪湖煤铁总公司总经理和辽南行署主任，负责地方的建设和管理。

随着东野兵力的不断扩张，后勤工作成为关键。为了强化后勤保障，黄克诚和李聚奎都转岗成为东野的后勤领导者，周纯全则担任了东、西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，后勤部副部长等职。相比倪志亮在东北军政大学的工作，周纯全在后勤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。

1949年，当部队南下时，周纯全被任命为四野后勤第一部长，全面负责前线的粮食补给。1955年，在全军授衔时，周纯全与倪志亮分别获得上将和中将军衔，这一授衔结果也反映了他们在军队中的贡献和地位。